传统与现代性是一种复杂关系。在西方这一关系具有双重性，现代既是对传统的反抗与否定，是一种断裂，但现代性又是从传统中生发出来的，这又是一种连续。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双重性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表现出来。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最初是从西方引进的，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被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说现代性的实现是以对中国传统的否定为代价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现代与传统呈现着完全背离与对抗的关系，由此引发出人们对同一问题的相互冲突理解和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场。今天我们正在主动地进行现代化，要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就必然引发出关于什么是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是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等一系列的问题。

　　为了寻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本文的立论是从批判现代化理论对于传统与现代的狭隘理解入手，通过分析传统与现代的三种模式或模型，把传统与现代看作一个和而不同的有机体，反对把传统与现代化割裂开来的两种极端观点，即一是以现代来否定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 一是以复兴传统为名对抗或排斥现代的价值保守主义。在把传统与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的过程中，本文论证虚假的现代化割裂传统与现实，真实的现代化则需要以传统为基础。现代化具有化解传统阻力的强大量能，但也有不断汲取传统价值以丰富自己的迫切需要。以此而论，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传统并非必然与中国的现代化相悖而行；相反，经过合理改造的中国传统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必要内容。惟有如此，再现代化的儒家观念和理想才能重新成为现代生活的价值导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

　　一、“现代化理论”

　　讨论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当从所谓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sation theory’) 开始。“现代化理论”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许多现代化理论的拥护者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过程来理解现代化，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前工业化社会随着经济发展、技术革命而产生的全面社会变化，特征包括人们的主要工作场所由家庭转移到工场（工业化）、从农村移居到城市以寻求工作（城市化）和大规模正式社会组织的出现（官僚化）。他们认为现代化的这三种内涵必然使得主要的社会单位和构成如家庭、宗教和教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这样的变化又必然会带来社会中人们之间权力结构的改变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从一般意义上，罗兹曼与伯恩斯坦（Gilbert Rozman&Thomas Bernstein）定义现代化为“在科技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变化的过程”，[1]提出现代化一定是综合性的，应该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个人生活的各个角度进行衡量，因为科学技术、生产力和经济的提升和扩展一定会带来所有这些领域的改变。巴尔克(Chris Barker) 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后传统 (post-tradition)、后中世纪 (post-medieval) 的历史时期，其标志是从封建制和农耕方式向资本主义、工业化、世俗化、理性化、民族国家及其相关的机构组织与监管形式的过渡[2]。吉登斯（Antony Giddens）强调现代化的进步性，认为现代化指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代性提供了比任何以前的社会秩序所能提供的更强发展动力，其社会更注重专业技术，其组织结构更为复杂。与所有以前的文化形态都不同，现代文化指向未来而不是过去作为人类生活和社会的理想。[3]无论从哪个角度或立场定义现代化，多数现代化理论的拥护者都会认为，现代化过程必然产生与前现代完全不同的核心价值，主要表现在舍弃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和感情而以批判的眼光评价一切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 拒斥否定个人利益、禁锢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而代之以强调个人福祉、平等权利和独立人格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抛弃往后看和循环论的历史观代之以向前看的价值取向和进步发展观（progressivism）。

　　现代化理论不承认特殊性。在其倡导者看来，现代不仅仅区别于前现代而且要彻底改造前现代，其进程必然改变传统的基本价值和生活方式，任何文化和国度都不可能超脱这样的改变。现代化理论的核心主张就是经济发展必然会引发社会、文化、政治、价值等所有方面的根本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完全可以预测的。[4]看到这样的独断在现实中的困难，英格尔哈特和贝克（Ronald Inglehart and Wayne E. Baker）修正了现代化理论的核心主张，指出经济发展所带来变化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变化的具体过程和途径则会受当地历史和文化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各有不同[5]。现代化理论的提出者或修正者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认为现代化的标志就是创造出“新”价值观、信仰和思维方式来对抗传统和习惯。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被排挤出人们的生活，因为传统信仰和价值观等已经不能再与新兴的生活方式和实践相适应了。换句话说，传统的核心价值对现代人们而言已经不再是“价值”或最起码不再具有工具价值了，而现代化是以对抗、排斥、更替传统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

　　二、传统与现代关系的三个模式

　　现代化理论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理解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但其哲学思维是单向度的，割裂了传统与现代或过分强调它们之间的不相容性。“现代化理论”所说的现代化，可以被称为“短现代化”(short modernisation)，即现代化在某一时空中完成了对传统的背离、拒斥和替换。短现代化的典型表现是开始于16世纪西欧的社会运动，它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民族国家为表现形式，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旗帜，以科技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官僚化为基本内涵。现代化理论的拥护者大都从狭隘的视角看待传统价值与现代化的关系, 认定现代化就是要不断地、在根本上扬弃传统价值，并创造出一套与传统完全不同的全新价值体系。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上，不仅仅认为从传统到现代是线性的，而且现代与传统是不可避免地对抗性的、断裂性的关系。因此我把这样的关系归纳为传统与现代性的断裂和对抗模式：

　　这种断裂和对抗的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作为新的体系，现代性只有在突破传统束缚之后才能凸显自己的价值并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接受。然而，即使作为历史上的一个阶段，现代化也不可以单纯视为“现代”现象来认识，必须在与传统的联系中才能真正把握。当人类进入到20世纪后半叶之后，该模式的局限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尽管现代化的浪潮风起云涌，在深度和广度上迅猛展开，但并没有出现如有些人预言的那样传统价值被彻底清除出人们的生活和各个社会领域。相反，各种各样的传统价值不仅存留了下来，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不断得到传播、繁殖、扩展和革新。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些学者看到了现代化理论对于传统理解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开始重新认识传统、重新评价传统价值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于1971年率先打响了传统的保卫战，发表了“论传统”的长文，明确提出，“所有现存的事物都有自己的过去，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逃脱过去的掌控”[6]。现代化也不例外，只有从传统价值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和理解。戴维·格罗斯（DavidGross）在其名著《废墟中的过去：传统及对现代性的批判》中明确提出，在所有的现代化国家里传统依然存在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事实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独断，因为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取代或排斥传统的价值。传统价值存留下来并得以发扬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者是因为传统在现代实践上仍十分有用，或者是因为传统可以像镜子一样映射出现代性中的缺失。[7]不少学者指出，传统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能给予人们以安全感和归属感。他们认为传统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可以为人们提供旷阔的空间感和本体论上的安全感 (ontological security)，而且在于它是不可再生和不可重复的价值观的财富积聚，能使得个人和集体体验更加深厚和丰富。[8]传统价值的适应力和生命力证明了传统仍然是塑造现代的中坚力量。当然，任何传统都有“活”的部分与“死”的部分。对于现代具有生命力的传统不是指存在于过去的、考古遗迹中或博物馆内的僵化传统，而是在学术中、实践中以思想、信念、规范和生活内容等方式延续下来并经过当代人重新解释和论证的活传统，是与现代息息相关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传统。活传统乃不断累积而成，既是过去的延续也是一种新的叠加和增生，其形式和内容都在不断得到新的解释。这样发展变化中的传统只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不可能孤立存在于现代进程之外。

　　在重新认识传统对现代化的作用和价值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提出现代性虽然是对传统价值的变革但又是从传统性发展而来。现代化本身不是一个点、一个阶段而是一个过程。这样的解释形成了“长现代化”（long modernisation）的概念。长现代化概念意味着现代化以渐进和全面的方式将传统融入到现代化中。据此而论，现代化贯穿于人类文明长河，我们无法用某个点来断定之前是传统之后是现代。从原始文明到“轴心时代”文明到现代文明到各自本土化的全球文明，是一个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的演进过程。各个阶段虽然在价值观上有性质上的区别，但它们都是一个链条中的互相连贯的不同环节。根据这一观点，传统和现代之间不可能有明显的界限。现代性是由传统中生长出来的，现代化本身又是传统的合力推进。这样一个不断成长过程展现给我们的是传统到现代化的长景图，其内容只能是对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例如人的本质、自由、价值的不断肯定，是在人的内在和外在、个人与群体、昨天与今天的矛盾与统一运动中不断展开的：

　　这样的演进过程在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里，具体表现为从古希腊文明与古希伯来文明中生发出中世纪文化—神学性的教会-国家-社会一体化，这样的中世纪文化一方面压抑了理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保存和承续着古代文化、鼓励了对上帝创造物规律的研究和理解。但由于单方面发展宗教精神性而压制物质性，中世纪后期产生了对严格神权主义的反抗和向重新解释的古代文化的回归与复兴，由此而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欧洲率先成就了以理性主义、个人主义、进步主义为导向，以工业革命、技术创新、城市化等为手段的现代化运动；这一运动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人类社会自身，使得人类在与自然的搏斗中第一次成为真正的主人，实现了物质的丰富、个性的张扬与社会的进步。但它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引发出所谓后现代的各种思潮如解放神学、关怀伦理、生态哲学等，对狭隘理解的现代性进行着修正和批判，寻求内在与外在、感性与理性、个人与群体的统一。后现代并非与现代截然分开的另一个阶段，而是现代的延续和发展，在承接现代价值的同时而形成对现代性中极端价值的批判和修正。

　　“长现代化”理论否定现代化是对传统的隔断，把传统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现代化不再是一个时间点，也不是一个固定的空间，而是一个绵延的扩展，是一个不断演化、不断修正同时不断提高的过程。这就是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第二种模式：

　　“长现代化”的提出对我们有特殊的意义。这对于那些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极端观点是一个批判。与短现代化模式相比，“长现代化”模式更适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虽然传统受到西方现代性的根本否定（典型表现为“打倒孔家店”和“破四旧”），但中国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相反，文革之后，很多传统的东西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中国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社会但其现代性所展现的方式又深深地为其前现代传统所塑造”。[9]由此而言，中国传统也并非是与现代化完全对立的，也并非没有对长现代化作出任何贡献。早在2000多年前百家争鸣就开创了理性思考，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主体性成为社会架构的价值基石，工商业活动很早就得到各大朝代的扶持和发展，大都市在规模和内涵上都居于世界前列，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由公务员考试所形成的官僚体制也远远早于欧洲而得以确立和盛行。

　　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不可能由“短现代化”模式来解释。同时，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也远比“长现代化”模式所能包容的要复杂，因为中国的现代化除了从传统中汲取养分之外，到现在为止主要还是在西方现代观念和价值的主导下进行的。自从西方在19世纪中叶开始把自己的现代化理念和价值强加给中国之后，中国被迫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性，并以此来重新思考和评价、以短现代化模式来改造和解释中国的传统。因为特殊的历史和生活经历，大多数知识分子往往从对立的视角来审视现代与传统的不兼容性，批判传统中压抑个性、以义务压制权利、以集体否定个人的价值取向、集权政治等，认为这些是中国之所以落后的根源，必须彻底根除之，方能完全实现现代化。因此，在很长的时间里反传统成为现代性的价值导向而“西方化”则被看做是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厌恶西方式现代性对中国文化的入侵，提出要恢复中国文化的传统，就必须驱逐以现代性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他们把现代化等同于单纯的科学与民主，进而等同于西方化，并由此认定现代化是对中国文化的戕害。

 　　这两种倾向以不同的方式割裂了传统与现代化。如果我们能换一个视角来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是一味地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是可以形成良性循环的。这样一个循环模式为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释放出更大的空间，允许更多的可能性，也准备了更多的可操作性。它可以有效地融合传统和现代，让不同的发展模型共存，让具有与中国同样经历的民族和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一方面，“借来的”现代价值作用于传统，依此对传统进行反思和改造；另一方面，经反思而“过滤”了的传统反过来又施加于现代化进程，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关系：

 　　这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化的第三种模式。与“短现代化”和“长现代化”的模式相比，传统与现代化的“循环模式”更加肯定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无法割裂关系，从而使现代化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世性。传统与现代化之间不仅相互联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互相包含、互相影响和互相改变，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全方位整合的关系。一方面，传统不断为现代性所改变，真正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继承和发展传统，在整合传统与现代基本价值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和“再创造”传统、“改变”和“再改变”传统的过程。虚假的现代化对传统，或抛弃或与其抽象对立，或否定其根本价值而用一些边缘价值充当核心价值从而达到否定传统整体的目的。这样的所谓现代化是对文明的破坏，是价值传承的中断，也是无法维系、无法长久的。由于现代化的程序和过程只有在特定文化和文明之中才能展开，所以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和发展阶段必须转化为“传统化”和“本土化”。本土化的现代化是与传统结合起来的现代化，展现了现代化的多样性。传统与现代的循环模式又一次证明，传统是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有现代化的形式都或多或少运用了传统的内容，用希尔斯的话来说，“所有新的东西都不过是对于之前已经存在的某种修正而已”[10]。与此同时，传统也不总是单一被动地接受现代化的改变，而总是积极主动地参与改变自己的过程，从而修正和影响现代化的价值导向。传统和现代化的相互改变造就了一个特定文明的生命力和一种特定生活方式得以维系和发生改变的语境和内容。

　　三、儒家价值的现代性

　　长现代化概念和传统与现代化的循环模式也改变了对儒家传统的评价以及传统儒家如何可以应对迅速全球化的世界的看法。在此一新观点的指引下，我们可以说儒家价值不仅仅是过去传统的主体，也是或应当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和改革的一部分。

　　儒家思想的独特性质使其在现代世界中同时保留传统价值和形成新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除了时间维度，我们也可以从空间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表现中国文明的独特精神和参与全球文明的塑造上，儒家思想既是地方的，也是全球的。全球化的现代化不是也不可能是单一现代化模型普遍化的过程。它只能是不同文化的新元素和旧元素的大熔炉。现代化的实现预示着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兼容与妥协。加里·汉密尔顿（Gary Hamilton）认为我们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所见证的不是以西方文化普遍化为形式的统一性提高，而是通过非西方文明模式积极的再创造和再融合的文明多样化的延续。[11]文明多样性给现代化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同时也为儒家思想在传统和现代化的相互转化中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学者们指出，“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是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12]这样的影响不仅在过去，而且对现在和将来仍不可忽视：“儒家关于权利制约的制度建设至今仍有深远意义。”[13]除了这些制度层面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思想中所体现的核心价值，如高度的道德主体性，强调自觉觉人的道德活动，论证个人-家庭-国家一体化的伦理合理性，要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倡导理论上和实践中的理性思考，强调道德自律和履行责任，关注有效的国家治理等等都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合理内涵等等。这些价值既是传统的基本要素又包含了向现代转化的基质。

　　对于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长期而痛苦、曲折而反复的认识过程，并在很长一段时期，主流思想或者顽固地以僵化的儒家传统来对抗现代化，或者把儒家价值当作现代化的阻碍，将其完全排斥在现代化之外[14]。后者尽管有其历史的理由，但其片面性显而易见，是没有“现代化理论”形式的简单和极端现代化理论，是对传统性与现代性关系的片面理解，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过程曲折而缓慢的原因之一。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人们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割裂和对立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的倾向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以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动机，海内外儒家学者和有远见的政治领导人逐渐引领儒学处于文化发展中的显著地位，把儒学或儒家传统看作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中华文明复兴的一部分。复兴的儒学是现代与传统相互作用的一部分，必须放到传统的现代化转换和创造性发展的大语境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作为传统，儒家思想也包含着有价值的、无价值的不同方面，需要对其内容进一步甄别，区分出什么是好的或卓越的、什么是坏的或过时的。这样的理性甄别和批判可以使人们进一步看清楚哪些传统价值应该继续抵制，哪些传统价值应该予以保留和发扬，如何使传统更好地用于弥补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不足，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国家整体文化的发展战略。复兴的儒家思想不仅仅是过去传统的一部分，也是或应当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和改革的一部分。从古老的传统里寻求当今中国核心价值的优秀资源正在成为新的“时尚”，因为当代中国需要以传统价值来批判各种各样的现代道德弊病。从积极的方面来说，重新理解的儒家传统也成为新价值观创造的动力之一，有助于回答当今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一个更加平等和谐的世界，促进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逐渐缩小而不是扩大贫富之间的差距等等。

　　我们可以根据儒家思想的基本价值提炼出其对传统与现代的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是单一纬度的，而是全方位的。它反对把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教育、宗教等割裂为互不关联的部分，坚持所有这些方面只不过是一个整体的不同侧面，只有集合起来才能共同构造生活的内容。儒家并不反对经济和技术的现代化，但它特别强调现代化的文化和价值内涵[15]。对现代化的这样的理解在文化重塑方面有着显著意义，对于以自我反思的方式定义什么是传统，怎么评价传统，以及如何才能重建传统，也会起着积极的作用。可以说作为理性和自我反思的传统，儒家思想已经在新的语境中开始了全方位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表明了传统再生的巨大活力，也为传统与现代的统一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更为传统与现代的循环模式作了一个典型的中国注释。

　　四、儒家传统的再现代化

　　儒家传统和现代力量的相互作用构成当代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而这样的相互作用又全方位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观念和价值。在这一相互作用中，儒家传统得以再现代化并进而融入现代价值之中。这之所以可能，一方面是因为真正的现代化是一个包容并蓄的过程，既不排外也不拒内，在中外融合、古今交融中实现的，另一方面也来自儒家传统本身。儒家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传统，无论是汲取先秦百家而形成的西汉儒学，援道入儒的魏晋儒学，批判地借鉴佛教、道家哲学的宋明理学，还是自觉以西方哲学来重新诠释传统的现代新儒学，都可以看作是儒家持续“现代化”的成功范例。经过重新诠释的儒家价值正在成为建设一个全新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推动力量。像“道德建设”、“文明复兴”、“创新性发展”等概念已经成为官方和民间话语中的常用词汇。这样术语的出现反映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法治”与“德治”、“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价值统一的需要。“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精神”等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所寻求的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的现代化，而不是纯粹“借来的”或“植入的”现代化。当然，如何界定它们并非易事，单靠政治口号和宣传并不能使它们深入人心。因此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的导向和现实生活的需求结合起来，在自己传统中发掘现代化的资源，同时又自觉地把中国传统置于世界文化之中，通过比较和鉴别，汲取所有的优秀成分，实现儒家传统的再现代化。

　　提出儒家传统的现代价值就是要表明儒家传统与现代性在终极价值上的一致性。从传统与现代统一的立场来看待儒家传统，一是要反对片面的现代化理论，反对以现代否定传统，从现代性出发来割裂传统与现代的关联；二是要反对极端的传统主义，反对以传统否定现代，从传统出发来对抗现代。儒家的传统是现代的传统，而它的现代是传统的现代。这样的解读不仅仅是为文化更生、行政运作和治理构建寻找合法性，而且是为了建立一个基于传统儒家与现代文明互动的文化秩序，实现传统儒家价值和现代普世价值之间的良性转换。重新解读的儒家传统旨在团结人们，纠正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运作中出现的各种弊端，引领人们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以公开且严谨的方式渗透到教育体系之中，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方式，把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传授给广大受众，运用现代媒体手段重新创建社会道德网络，让个体和群体都拥有安全感和归属感。

　　儒家传统是现代化的一部分，包含着现代性的可能和潜质。但要实现这样的可能性、发挥这样的潜质，儒家传统与现代要求必须实现价值上的统一。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儒家的再现代化。儒家传统与当代实践的价值统一可能会与当今政治有着某种或高度的一致和契合，但我们绝不应该把它仅仅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否则现代化的儒家就会失去其自身的魅力，不能持久、全面地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6]。再现代化的儒家也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归，而是儒家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价值结合，是对传统的新诠释和新解读。因此，它不同于简单的、极端的民粹主义。以现代否定传统，把西方现代性植入到中国文化土壤中，不可能成长为现代化的大树。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的现代化或过于强调中国特色而要重起炉灶式的现代化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失败。以完全复古为特征的保守主义是以传统对抗现代的又一种尝试，也是注定不会有成效的。与这些极端观点相反，再现代化的儒家文化是传统与现代的再平衡、再创造，是一种基于老传统的新价值形态，因此可以为我们在急剧全球化和“深度现代化”过程中保持传统并提供全方位的价值支持。

　　再现代化的儒家价值强调传统特殊性与现代普遍性的“和而不同”。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具有很强的自我扩张能力，要寻求同一性就必须清除异质文化和异质价值，从而引起民族之间、文化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张力。儒家传统支持全球化的现代化，但也重视民族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以实现具有传统意义的现代化文明特质。属于全球的首先是而且必须也是属于地方的。再现代化的儒家价值提倡传统与现代、部分与整体的全方位融合，强调不同之中的和合[17]。不同国度学者开展的全球价值观调查都发现全球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重建把不同价值观融合在一起的价值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不能完全无视特定的文化价值观，相反，我们应该保留和转化中国的“固有价值观”，比如和谐的价值观取向，高度的责任心，孝敬长辈，讲信修睦，仁者爱人，待人以礼等。在现代化过程中重新树立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就意味着一方面要使得儒家传统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遗传结构继续发挥作用，同时还要使得中国的价值观与全球价值观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当然，再现代化的儒家也强调“和中有异”“异中有和”，以实现过去与现在、内在与外在、特殊与普遍的矛盾统一。在差异中张扬共性，又在共性中提升差异。在儒家语境里，“人的素质”被认为是实现具备完美秩序的现代社会的力量，因为它可以创造深植在过去集体记忆中的以和谐为核心价值的现代性。[18]传统与现代的统一、全球化与地域化的互补、个人与群体的和谐共荣、权利与义务的良好平衡是衡量现代生活质量的尺度，决定着我们能否真正实现在经济、政治、教育、价值和沟通各方面健康、良性循环的现代化。再现代化的儒家传统可以使我们在繁复杂乱的现代生活中反思自己，在激发个人创造性、保护每一个人的福祉中倡导高度道德责任感，在物质幸福追求之中保存内心的一片净土。因此，它是用于平衡植根于西方文化的强烈权利意识、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也是全球现代化中不可或缺的中国元素，可以成为中国文化对现代化的特殊贡献。

（原作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