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狭义上，中国哲学指“中国人的哲学”或以中文为载体所表达的哲学思考与理论建构，按历史顺序呈现三种形态，即“传统中国哲学”、“现代中国哲学”和“当前中国哲学”，以时间而论则分别对应20世纪前、20世纪和20世纪后的中国“哲学”形态。在广义上，中国哲学往往指“在中国的哲学”或“与中国有关的哲学”，它既包含时间结构上的不同阶段，也指涉空间意义上的不同体系，还指以不同语言（中、英、德、法、俄文等）所表现的中国哲学思想。前者专指中华传统文化延续和发展的精神内核，而后者既包含中国传统哲学，也包括发端于中国的哲学体系与外来的而为中国人所吸纳和接受的哲学思想、观念和方法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新的哲学形态。本文主要在广义上使用“当代中国哲学”这一概念，当指称中国传统哲学及其现代转换时，则使用“本土或传统中国哲学”。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讨论如何定义中国哲学以及如何确定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何种意义上与当代哲学重合的问题，而是思考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在中国形成以来所面临的结构性难题以及出现这一难题的原因和可能解释。

　　问题之所以能够提出，是因为从整体上看中国哲学的发展在21世纪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期。一方面，经过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思潮的冲击以及国内学界多方维的回应，面对多种可能性，中国哲学界开始审思以寻求突破，但前进方向尚不明朗；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塑造国家文化形象和学术话语体系以便更好地在国际舞台上把握话语权，已经成为一种迫切需要，由此亟需新的哲学理念和范式。在此背景下，成立于1937年的国际哲学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于2015年9月首次在中国召开年会，而始于1900年的“世界哲学大会”也定于2018年第一次在北京举行。这些现象至少说明，世界哲学界希望更好地了解中国哲学，进而理解中国哲学的可能贡献。时代已经对中国哲学提出了迫切要求，但中国哲学界似乎还无法达成共识，难以做出合理的回应并为中国精神的世界化和世界精神的中国化提供哲学层面上的理论支撑、方法论突破和成熟的主体性形态。[1]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代中国哲学因在结构上承载着其自身难以摆脱的重负而产生了种种困境。这种结构性困境根源于“当代中国哲学”的产生过程，因为正是这一过程导致了中国哲学独特的学科结构，而这种学科结构又蕴含着其自身难以化解的内在矛盾。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这一过程、结构和矛盾做出反思，通过反思来探讨产生矛盾的根源及解决的可能路径，进而对当代中国哲学如何能够在全球化时代开陈出新，并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出一些思考。

　　一、当代中国哲学学科及其结构性困难

 　　每一种文明和文化都有多元思想资源，其成熟的标志是这些资源在哲理上的融合贯通。西方文化源自希伯来与希腊两大文明传统，中国传统则以“儒释道”三维互补为其中坚。当代中国哲学是在两大外来哲学体系的直接作用下开始蹒跚起步的，其内在张力和困境根源于其诞生及成长期间因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但还无法完全融通而产生的叠加性结构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始于1912年的北京大学“哲学门”[2]。其在课程设置上包括中国哲学史、哲学概论、心理学、论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哲学等等。“1919年还增设了西洋近代哲学和西洋现代哲学课程。”（《北京大学哲学系史稿》，第7页，以下简称《史稿》）到了1929年，北大哲学系“依照现代意义上的英美哲学系的建系标准，来建设哲学系的学科与课程体系”，从而在北大“真正地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系”，也是当时“全国范围内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系。”（同上，第13页）

　　在其影响之下，一批大学陆续成立了自己的哲学系，如燕京大学哲学系（1919），中央大学哲学系（1920），武汉大学哲学系（1922），南开大学哲学学门（1919，哲学系1923），中山大学哲学系（1924），清华大学哲学系（1926）。（何醒，第2-3页）这些各具特色的哲学门或系的建立，不仅开阔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学科视野，也为中国哲学学科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的烙印，其内在的学科格局垄断着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哲学。但是，这一格局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中几乎被彻底打破，从而为后来形成并影响至今的中、西、马三分天下的哲学基本结构奠定了基础。在这次高校院系大调整中，“全国各个大学哲学系的教师都集中到北京大学，于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了全国唯一的哲学系。”（《史稿》，第29页）然而，北京大学一统全国哲学学科建设天下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955年9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1956年，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哲学系。（何锡蓉，第78页）

　　中国人民大学是在苏联哲学专家的直接影响与指导下开始和发展哲学学科的，其发展历程最典型地展现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原有的西方哲学框架，练就社会主义中国独特的哲学学科格局。始于1952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科研及辅助单位简史》，第1页，以下简称《简史》）,中国人民大学于1956年成立了哲学系，设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哲学史（包括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教研室、逻辑教研室。在1956—1966年这10年发展过程中，人大哲学系由仅有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一个专业，发展到拥有哲学原理、美学和逻辑三个专业。（同上，第3页）2005年，在哲学系基础上成立哲学院，发展出拥有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人才流动站在内的人才培养体系。（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简介”）

　　综观当前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哲学教学与研究机构，哲学领域的“从业人员”无疑是世界上最多的。中国也拥有可能是国际上规模最大的哲学院和哲学研究所，并在当代中国哲学独特的历史进程中造就了以二级学科为“经”、以教研室/研究室为“纬”的基本框架。就结构而言，一方面，哲学院系或研究所规模可观、人数众多；另一方面，由于每个学科或教研室都力争自成体系，希望在古、今、中、外、马五个方向发展，从而形成叠床架屋性的复合型结构，使各学科普遍感到人员匮乏、规模效应不够和进一步扩充的迫切需要。由此形成的悖论是，哲学的行政化导致哲学二级学科的扩张，但这种扩张的冲动由于在学理上得不到消解，只能反过来靠行政化的手段来加以阻止。

　　在教育部规定的8个哲学二级学科基础上形成的若干教研室中，我们可以看到三重组合：在时间层面，每个二级学科都（力图）包含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在空间层面，大部分二级学科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中”、“西”、“马”的三维格局；在义理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自成体系又渗透于其它二级学科之中。这些组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普遍存在的结构性困难：第一，哲学二级学科因追求完整而导致的扩张。大部分二级学科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保持相对独立并力求无限扩展，由此而分出众多层次、时间段和研究方向，如中国XX史（先秦、宋明、当代）、西方XX史（在时间顺序上有古代、近代、现代、当代，而在区域及哲学体系上则又可以分为德国XX学、法国XX学、英美XX学等）、马克思主义XX思想及应用XX学等等。这样的划分方式虽然也符合世界上哲学合久必分的趋势，但无疑会在学科领域发生或多或少的重叠并相互争夺资源和空间。第二，二级学科因自成体系而形成的相互排斥。受学科建设与评估的行政化制约，哲学二级学科一旦形成，通常会产生排他性。过于强调二级学科的专门化，不但是哲学教师和研究者的眼界受到限制,而且极易使原本需要哲学基础训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陷于一隅，甚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虽然近年来部分高校哲学院系已经开始尝试淡化哲学二级学科之间的分野，强调本科阶段哲学的通识教育，但当前通行的评价和考核压力以及在学生培养环节对以往传统路径依赖，使哲学二级学科的相对独立意识依然浓厚，打破教研室之间壁垒依然困难重重。第三，强化哲学学科的知识传递功能，淡化哲学教育中理性批判思维的培养、方法论的训练及选择能力的塑造。哲学教育和研究强调问题意识，强调通过思考、辩论、批评而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和对生活本质的理解。但哲学在学科定位上所肩负的教化重负，致使哲学学科身份模糊、学生生源保障无定、毕业去向不明。如果说当代中国哲学身处危机，可能有夸大其辞之嫌，但当代中国哲学确实面临重重困境，则所言不虚。

　　二、当代中国哲学的内在张力

　　独特的学科结构在当代中国哲学内部孕生出三种张力。第一种张力存在于时间结构之中，表现为“传统（本土）中国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之间难以贯通的问题，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思想为本位的“哲学”与当代通用的在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得到研究的哲学之间存在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西方哲学自苏格拉底以降，经历了中世纪的教会哲学、文艺复兴对古典哲学的回归、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对基督教统治哲学的反抗、近现代各种哲学思潮的涌现，直到当代哲学家对以往哲学理论的反思与深化，形成了清晰可辨的发展链条。与此不同，中国哲学在现代则以断裂的形式呈现。自孔子以降，儒墨道法以及后来的佛教传统不仅左右着中国社会的政治运作方式，而且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形成独特的人文精神和哲理境界。然而，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哲学”基本上抛弃了或彻底改造了儒释道的叙事方式，为现代中国哲学建构了新形态。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推进，“传统中国哲学”观念的影响尽管还在，但似乎已经无法左右人们的日常生活范式，其传承与精神延续主要以思想史追溯而得以实现。进入21世纪之后，传统文化的复兴成为新的思想动力，这使得儒释道思想资源重新获得了肯定，但还远没有形成能与“当代哲学”相提并论的形态和势能。

　　第二种张力存在于空间形式之中，表现为“本土哲学”与外来哲学之间形似实非的问题。西方思潮的涌入为哲学的繁荣提供了强势动力和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契机，与此同时，本土中国哲学在各方面的推动下也开始复兴。无论是上世纪冯友兰先生的“接着讲”（冯友兰，第7页），还是近年来张立文先生的“讲自己”和“自己讲”（张立文，第7页），都代表着在抵御西方哲学“化”中国的趋势和在非中国哲学大环境中恢复“本土中国哲学”的良好愿望与积极探索。但是重新定义的“中国哲学”作为一种体系的建构起步较晚，还没有能形成确定的自己的方法论、认识论、宇宙论、逻辑学。在经历了百余年来非本土哲学的洗礼之后，本土学问无论是在思维方式还是在话语体系上，都已经深深地打上了非本土的烙印。有些学者常常冠以“新”来特指当代形态的本土中国哲学，如“新儒学”、“新仁学”、“新国学”等；另一些学者则把中国传统文本与现代西方方法论揉合起来，形成所谓的“易学本体论”、“经学诠释学”等杂交“学科”。但不管怎样，本土中国哲学与非本土哲学的“分”与“合”，仍然是摆在国内所有哲学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

　　第三种张力更为复杂，涉及到哲学的内容与表述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通过大量引介日文翻译，中国哲学界构建了“格义”式模仿西方的中文哲学概念、范畴和推理体系；到了20世纪下半叶，以苏联模式为基准和主导的哲学表述，使“在现代中国发生的、或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一切哲学形态”（赵敦华，第22页）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特征。然而，由于这些哲学形态来自不同的思想谱系，哲学的形式与内容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张力，导致中哲、西哲和马哲之间缺少系统、实质、平等的对话与沟通。这些哲学形态虽然在表述方式上具有中国的语言和思维特色，但究其实质依然是根于“非本土”哲学，由此导致形式上的中国哲学与内容上的非中国哲学、或体系上的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解释上的本土理解之间的拒斥，表现为著述传统与哲学本义的批判与分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由此延伸出古今、中外、形神、始端等多方维、多层次的矛盾，致使中、西、马之间“以何为主导”的学术问题演进为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甚至有关民族文化生死存亡问题[3]。

　　在上述三种张力的作用下，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既有极大的必要性，又因为多种哲学体系并存而必然导致的标准不一、方法各异、目的相悖且各不相让而举步维艰。当代中国哲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这一繁荣的“哲学代价”也不容忽视。三种张力并存于当代中国哲学领域，必然使人们对“什么是当代中国哲学”以及“当代中国哲学何以成为中国哲学”感到困惑。哲学中的古今、中外、形神之间的张力能否化解？中国哲学何以自立于世界哲学之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哲学学科本身而不是外在于哲学的因素开始。当前中国哲学界在对“什么是当代中国哲学”的解读上，在对中国哲学的特征、功能等的理解上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差距，在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手段、方式和进路上所持的立场也大相径庭。

　　近些年，在整个20世纪中一直处于弱势的“本土中国哲学”采用“不对称手段”异军突起，侵入西方哲学的传统领域，如政治哲学、伦理学等，形成了“政治儒学”、“生活儒学”、“生态道学”等强势范畴，并由此提出中国实践哲学的新建构；而在形上学、知识论和逻辑学等领域，往往又持“存而不论”的态度。本土中国哲学的复兴虽然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其对话语权的争夺还远没有实现：重新回到古代哲学作为处世哲学、“生活之学”、“从政之学”、“教育之学”、心性修养等虽然对于建立“良序社会”产生了积极作用，撬动了近似固化的哲学形态，但同时也暗藏着使哲学失去作为强大思辩能力和寻求知识进步动力的风险，其内在悖论是如何面对已在中国形成的哲学启蒙和思想现代化的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的“西方哲学”则携西方思想传统百年来种种新建构之余威，采用“拿来主义”的手法，对西方的理论、观点、方法作或深或浅的改造，并将其推广应用到中国学界、政界和商界，不断改换着人们对应有哲学的解读，挑战既有的哲学原理和思维范式，故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形成了中国近年来哲学争论的热点，如社会公正问题、政治合法性问题、伦理底线问题等。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哲学的研究视角往往是“西方化”的，他们的学术视野和思维方式也深受西方“老传统”与“新传统”的影响。依照西方哲学的“理想图景”来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改造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必然会面临双重的困难。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文化范式与西方的“哲学图式”之间的接轨，其难度要远远超过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的中西融合，但前者的成功与否又深深地影响着甚至左右着后者的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西方哲学“化”中国的潜在危险不断拨动着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敏感上弦，受到来自“本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两方面的抵制与批判。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结合的必要性。在传入中国百余年后，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俨然已经构建了一种新的哲学王朝。携意识形态之势，它力求突破各种“老”传统，既反对本土中国哲学的保守主义，又反对西化明显的自由主义。但一度深受苏联哲学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表述的历史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合理性等问题，并非轻易能挥之而去，其在今天的学术格局中仍在受到本土的传统哲学和中国化的西方哲学的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人提出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图式”与正在复兴的中国哲学和改造过的西方哲学所能认可和接受的哲学范式之间仍有不小的距离。

　　三、当代中国哲学的可能生长点

 　　由于结构上的困境，当代中国哲学在二级学科之间的壁垒以及中、西、马之间的张力，使得哲学的“问题意识”必然受到多方位的限制。尽管当代中国哲学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也在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并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但这些探讨多集中问题的形式而非问题的实质。有些研究者满足于自身所处的“洞穴”，用“虚假”的双眼寻找他们想要看到的“问题”并加以研究，以便得出他们所需要的结论；有些学者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绝对地拒斥外来文化、外来哲学思想；还有些学者沿袭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希望以西方哲学全方位改造中国本土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所有这些偏颇都在阻碍着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发展。

　　在全球化时代，当代中国哲学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不能割裂开来（姚新中，第55页）。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在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相互改造、相互借鉴中成长，其理想图景不仅要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更要汲取世界文明的丰富营养。当代中国“应该”存在但尚未成形的哲学形态究竟如何可能的问题指向了当代中国哲学可能的生长点。

　　首先，既切入生活实践又专注追求智慧。哲学作为“爱智之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对于智慧和真理的追求是哲学的第一生命。海德格尔曾说：“学术之知（scholastic learning）在某种程度上与哲学无法分离，但它从不构成哲学的本质。”（Heidegger, p3；转引自:杨国荣，第37页）哲学所追求的不是知识的简单叠加，而是从知识中提炼出思想的方法，也就是转识成智的过程。对智慧的追求既体现为一种“洞察”，也体现为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或宏大视野，洞察和视野需要透过现象对本质加以把握，而把握本质又需要理性思维和抽象能力。一个经常为人所引用的说法是，中国哲学以综合性思维见长，而西方哲学则以分析性思维为主要方法。就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而言，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哲学之所以是一门爱智之学，就在于它能同时运用分析和综合来形成洞见，达到对规律的认识。与此相关的另外一种说法是，中国哲学是生活哲学，关注生活本身的问题；而西方哲学是思辨之学，关注理性推理和辩驳。这样说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也容易引起误解。生活哲学不排斥理性思维，而真正的理性之学也不可能脱离生活内涵，当代英美哲学的主流从语言分析重新回到规范哲学这一事件本身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当代应用哲学的加速发展使得有些学者将之概括为“后哲学”（黄文杰，第29页），从而与古代的“前哲学”和近代以来的“现代哲学”相对应。这其实是一种人为的分类，仍然是一种线性思维。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维特根斯坦，第48页），哲学的“活动”还是哲学，而不能说是“哲学的终结”。哲学的“用处”在于哲学问题的提出、在于理解现实问题的哲学视角。在一个极度商业化的时代，“哲学是否有用”的问题常常提出，有些人倾向于回答说“哲学是无用的大用”。这样的回答表面上看似乎很有深度但其实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无论在什么时代，哲学的用处不言而喻。这样的用处不仅仅在于马克思所说的以哲学为武器“改造世界”，而且在于重新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回答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能够以创新的眼光来审视哲学史的问题，通过对现实现象的观察、解释和提炼而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其次，融传统性与现代性于一身。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并非在表面上看那么遥远，也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贴近。哲学如黑格尔所说的猫头鹰般独自穿过时代的暗夜，对时代精神加以深刻的反思，并在黎明之前将思想和智慧之光传递给下一个时代。“旧”哲学的“终结”意味着新哲学的“开启”，而在“终结”与“开启”之间，两种时代精神并非断裂，而是彼此息息相关。表现在哲学教育上就是如何能够融通哲学中的“史”与“论”。“哲学史”和“哲学”之间的张力存在于所有的哲学体系之中，美国哲学家威拉德•奎因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对哲学史感兴趣，一种对哲学感兴趣”（转引自：理查德·坎伯）。其言外之意就是，前者在课堂上讲授哲学，后者研究哲学问题，而真正的哲学是对哲学问题的思考，而不是复述历史上的哲学理论。但哲学的“创新”与今人理解的大众创新不同，新的哲学理论一般都根源于传统。哲学研究视角的“过去式”表明传统的、历史的哲学范畴和思想体系与当代哲学的规范和思想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分界。哲学问题产生于历史而作用于当代，对传统思想进行有效的现代性转化，只有把“史”和“论”完整地结合起来才能对之加以正确把握。

　　再次，合中国性与世界性为一体。真正的当代中国哲学必然会根源于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面向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同时兼具全球化理论视野。当代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核心在于“中国性”，这是中国哲学参与世界哲学重构的关键所在，也是在国际舞台上表达中国声音并彰显中国形象的精神支点。就中国哲学的建构而言，“中国性”是当代中国哲学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哲学的首要思想特征，它是中华民族在面对新时代和新问题时，立足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在生生不息的生活实践中所积淀下来的新的思想成果。当代中国哲学在经过了百余年的努力之后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特点。在成为世界哲学“范畴”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任何进一步展开不仅必然要携带浓郁的中国气息与中国风格，也要镌刻深厚的世界背景和历史使命。以中国文化为母体，以“中国性”为精神内核，当代中国哲学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必然能够在“符号”的“世界性”与“意义”的“中国性”之间保持良好的张力。李泽厚先生在和刘绪源的对话中曾经谈到：“海德格尔之后，该是中国哲学登场出手的时候了。”（李泽厚，第5页）虽然学界对于中国哲学应当以何种方式“登场”和怎样“出手”并没有一致的意见，但至少多数人都赞同这一点：即将出场的当代中国哲学决不能脱离其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因而必然带有鲜明的“中国性”。但这样的中国哲学又不能仅仅是中国人的或只有中国人才能读懂的哲学，它必须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视野，从而应当而且能够成为世界的哲学。

 　　结语：“大哲学”与走出困境

 　　集实践性、智慧性、当代性、中国性和世界性于一身的当代中国哲学构成了一个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哲学”。21世纪开启了大数据、大环境、大政治、大视野的时代，对哲学的理解由狭隘走向开阔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什么是“大哲学”、为什么要提倡“大哲学”，学者们的理解并不尽同。在赵敦华看来，所谓“大哲学”是一个与“纯哲学”（pure philosophy）相对的概念，或者可称为“一般哲学”。“‘纯哲学’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为知而知’的智慧。”（赵敦华，第23页）而“大哲学”则是这些哲学理论得以产生的“文化母体”（cultural matrix）：它“不与‘纯哲学’相反对，而是随着‘纯哲学’的发展而扩展和深化。”（同上，第24页）与此相似，赵汀阳提出“大模样伦理学”，并认为“伦理学常常意识不到伦理问题最后都必须在文化和生活大环境中去解决”。（赵汀阳，第293页）他解释说，“提出大模样伦理学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决我们在伦理学中遇到的各种似乎难以解释和讨论的问题，即希望在一个大空间里理解各种伦理学问题的那些不容易看清楚的大背景和意义。”（同上，第284页）吴根友提出“求通哲学”，认为“求通哲学所讲的‘通性’不再追求任何现成的道路，而是依据自己的目标来调整自己，克服并跨越自己眼前的障碍，从而在看似不通的地方找到或打开一条通道。”(吴根友，第63页)

　　真正的“大哲学”不在于其内容之包罗万象，而在于其理论根源之深度、理论面向之厚度及理论视野之广度。它既包括规模上的“大”，即自觉地把哲学问题放在整个哲学历史发展上和哲学各学科互通的语境中理解哲学问题；也包括视角上的“大”，即从全球意义上、从中国发展的长远需要来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和回答问题；更包含方法论上的“大”，即不再把哲学当作独立于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外的另类学科，而是作为渗透于其它学科并为之提供思维方式指导的宏观方法论。如果以“大哲学”为发展方向，通过跨学科和跨文化的交融，使当代中国哲学能够从不同的文化土壤之中汲取丰富的思想资源，则必然能够使当代中国哲学跳出本土哲学、西方哲学的窠臼，在携带传统特色的同时拥有世界性的视野，从而更好地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发展。

　　“大哲学”的提出为我们走出当代哲学的结构困境提供了良好的思路。在“大哲学”的背景下，哲学二级学科之间的分离不但不合时宜而且显得非常幼稚。“大哲学”也为我们重新理解和审视当代社会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视角。一方面，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等领域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在自然科学知识不断积累的前提下做出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物质与意识、心灵与身体、认知与情感、思维与行动等哲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了新理解可能，哲学不能对这些发现和发明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宇宙学、生命医学、神经科学、基因学、人工智能等等的新发现正在改变着我们对世界、对生命、对自我、对未来的观点和看法，而这些必然会对我们的哲学思考产生重大影响。哲学既是科学新范式、技术新突破的前提和条件，同时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也为人类认识世界和自我昭示着新的哲学范式。谁能最先把握这样的范式，谁就能站在哲学发展的前沿，引领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另一方面，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大都在哲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叉地带建立起自己的丰碑，如哲学与政治学（如霍布斯、洛克、罗尔斯）、经济学（如亚当·斯密、哈耶克）、社会学（如马克思、韦伯）、人类学（如舍勒、卡西尔）、文学（如萨特、加缪）等等。因此，打破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壁垒与淡化哲学二级学科之间分野，转向“大哲学”，不仅有助于我们突破当前的哲学困境，而且也必将引起一场令人期待的思想解放。

作者：姚新中、陆宽宽
原文刊登于《哲学研究》2016年第3期